同一个人，步行过马路时，遇上急事可能会闯红灯，但若在车里握着方向盘，再着急往往也能遵规守矩；同一个人，在绿皮火车里会吞云吐雾，但一上了高铁就能全程禁烟。为何如此？违法成本不同，执法刚性也不同。这种对比也启示我们：文明不仅是倡导、教育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文明是管出来的，是因为在权利与义务这两端，人们往往愿意享受文明的成果，却不愿承担文明的成本。比如，许多人羡慕欧美国家立法保护小动物，殊不知养犬人身上背负的义务条款数不胜数：上保险、打疫苗、戴口套、攻击性犬的主人还需在庭院明显处竖立标牌，等等。不仅如此，如果狗闯祸或者由于主人的疏忽致使他人受到伤害，狗主人除了会面临高额罚款，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最近，国内多地出台针对“不文明养犬”的处罚规定，严厉处罚“遛狗不牵绳”等行为，也正是看到了“管理”之于文明养犬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法律规则就是在权利与义务之间的那条绳子，松紧适度、两头不落，才能让更多人知边界、明事理、懂规矩、不逾矩。

文明是管出来的，还因为管理缺失导致的“公地悲剧”“破窗效应”，现实中比比皆是。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一街之隔，常有静谧与脏乱差的霄壤之别，这就是持续治理与“放弃治疗”的区别。反过来，只要对违法行为持续“零容忍”，总能不断筑牢社会的底线思维与文明习惯。正是因为醉驾入刑，“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中国社会蔚然成风；正是因为“失信者黑名单”制度持续发力，欠债故意不还的老赖开始减少；正是因为有严密的监管体系，人们对网购的信任指数越来越高。“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阻碍”，只有形成这样的鲜明导向，才能让文明的举止始于自发、成于自觉。

古语云，“从善如登”，提升文明程度从来就不易。一个文明社会的形成，既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既需要好言好语的劝导，更需要法律制度的规范。刚性的制度、严格的管理也是一种唤醒，它唤起人们的文明意识，形成人们对文明的敬畏，最终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只有从内因到外因共同发力，才能不断推动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

改革开放之初，“新加坡奇迹”让前往考察的国人深受触动；而从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来看，让国人内心更为震动的，是新加坡包括“鞭刑”在内的严明的法治和管理。40年后的今天，“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这样的大厦，需要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态度去建设，让每一个人都为之添砖加瓦。（任民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