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长征，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二万五千里”，它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深深地印烙在人们的脑海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万五千里”成为了红军长征的代名词。

　　那么，“二万五千里”到底是怎样算出来的？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里程不是在地图上测量出来的，更不是凭空编造的数据，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二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的行程。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当天，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在日记里写道，毛泽东对他讲，红军长征“根据红１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此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

　　从萧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个数字是“根据红１军团团部汇总”得出的。但是，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当时的大部分汇总材料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现在所能查到的关于红军长征行程的记录，主要来自中央红军红１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及亲历长征的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等人的长征日记。尽管这些材料是片段的，统计也不完全，但根据红１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就可以确定：红１军团直属队至少走了１.８万里。

　　此外，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有几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长征途中，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比如，红４团出草地到班佑后，前进至巴西地区，但隔了一天“又奉命返回班佑，担任警戒任务”。红５军团第３７团为保卫党中央、掩护方面军休整，翻过夹金山后，又奉命回翻夹金山，返至盐井坪一带坚守阵地，继续阻击尾随的敌人。

　　二是红军在行军作战中，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等，这些都需要走路。比如，萧锋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１日写道：“师政谭主任布置在白石渡镇休整几天，要求扩红三百名。我担负扩红和筹款工作，到各连去了解情况，走了六十五里。”筹款、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经常性工作，萧锋仅此一次就走了６５里，可想而知，这样的行程在整个长征中有多少呢？

　　三是在长征中，特别是长征初期，红军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的事经常发生。陈伯钧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８日写道：“第３８团‘行军方向搞错，以致迷失路途’。”可见，长征中因常走错路而多走的行程，应当也不少。以上诸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红军长征的行程。

　　长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个“最多的”又是指哪些部队呢？目前现存史料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但经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走的最多的应是担负侦察、作战、掩护、迂回、穿插等任务最多的基层作战部队。比如，从平查所到八嫖，红３团走了３１５里，红１军团直属队走了１４５里，相差一倍多。

可见，这些基层作战部队的行程，要多于领率机关和直属队，这也符合部队行军作战的常理。鉴于此，《红军第一军团在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中特别注明：“此表系依军团直属队为准的，如各师另有行军作战等，均不在内，但各师行军作战等时间，均比军团直属队为多”。

红军的长征是在紧张的作战环境中进行的，但走什么样的具体路线，因当面敌情和任务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即使相同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各部队的途经地点也是千差万别。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重走长征路的人，在大的行军路线上或许能与当年红军基本一致，但却难以到达红军各部队经过的每一个具体地点。而且，８０年来，道路也已发生诸多变化，二者已不可能再完全走同一条路。因此，重走长征路的人，用自己所走的里程来计算、验证“二万五千里”，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王建强、蔡琳琳、李悦）